银行柜员看着她从包袱里拿出来的一大块黄金，立刻警觉起来，暗中通知同事报警。

  经过一番审问后，警方竟然发现，这位看起来毫不起眼的中年妇女名叫黄淑珍，曾经是造币厂的员工。

  银行柜员是如何发现不对劲的？为何造币厂会有大批量的黄金？黄金又是如何失窃的？

  政府就决定，将从民间收集到的硬通货黄金和白银冶炼一番，锻造出高纯度的黄金白银，然后从国外换粮食。

  当时，国内一共有四家造币厂，政府将冶炼黄金的重要任务交给了沈阳615造币厂。

  在当时，这是一项秘密任务，知道的人少之又少，为了方便交流，他们将黄金称为100号，白银称为200号。

  为了保密，沈阳造币厂还做了一番周密的保护的方法，比如修建高墙、让专人管理之类的。

  收回来的黄金全部都随意摆放在车间的地上，冶炼好的黄金管理也很随意，直接放置在临时的仓库里。

  当时，大家的思想觉悟都比较高，知道这是公家的东西，没有人动歪心思，有一个人却是例外，他就是时任生产科科长的关庆昌。

  解放前，关庆昌曾经当过抚顺市警备队上士文书，之后却将这段经历隐瞒了下来。

  进入沈阳造币厂时，关庆昌厚颜地称自己“忠厚老实”，之前从未加入过任何党派组织。

  一开始，关庆昌也并没有起邪恶的念头，看着大笔的黄金，再想想自己过的日子，他心里就不平衡了，在加上当时传说要。

  黄淑珍这个人是造币厂的小职员，贪财如命，爱占别人的小便宜，邻居们提到她时白眼都能翻到天上。

  因为造币厂内部管理松懈，黄淑珍总是偷摸地带一些金疙瘩回家，每次都只拿一点点，积少成多也就有了将近1斤。

  关庆昌看着这一堆零碎的金子，决定直接干一票大的，保证下半辈子的衣食无忧。

  黄淑珍对丈夫言听计从，关庆昌让她干啥她就干啥。于是，夫妻二人便开始制定详细的偷窃计划。

  黄淑珍则利用八卦的优势，表面上找包装组的姐妹们聊天，实际上一直盯着车间里的详细情况，搜集一切与黄金相关的信息。

  夫妻二人经过打探，得知了摆放黄金的临时仓库的具置，以及里面存放了多少的黄金。

  1961年3月18日晚上，关庆昌带着一副手套、一根绳索和一个羊角锤来到了造币厂，他非常聪明，没有直接选择动手。

  当时，很多工人为了省水大部分会选择在厂子里洗完澡再回家，关庆昌进来后特别热情，跟相熟的几个人挨个打了招呼，然后简单冲洗了一下就悄悄离开了。

  这里存放的是冶炼好的高纯度黄金，箱子表面经铅封过，还用铁线打成了十字花形，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地上。

  这4块黄金中有2块是1960年就冶炼好的，始终没能跟它配对的，就一直单独放在这。

  关庆昌用羊角锤撬开箱子上的木板，拿出其中的2块，用绳子绑在一起，然后挂在脖子上。

  他一路飞奔，回到家后将黄金交给妻子，一看表，发现从浴室出来到现在一共只用了2分钟不到。

  关庆昌来不及解释，飞奔着离开了家，来到附近的歌舞厅。一进门，他仿佛在搜寻着什么。

  看到熟人后关庆昌立刻搞了点小动作，跟旁边的其他客人起了点小摩擦，果然吸引到了那个熟人的注意。

  二人短暂的交流了一会，关庆昌便放心的在舞池里跳起了舞，脸上的表情在五颜六色灯光的照耀下显得越发得意，一直玩到半夜才回家。

  郭家惠跟他一起来到临时仓库，发现这里一片狼藉，装黄金的一个箱子被撬开了一个小口，往里望去刚好能看到少了2块黄金，一共800两（那时候16两1斤）。

  周六下班前，郭家惠仔仔细细地检查过这里，那时候这里还完好无损，他清楚地记得当时是5点20分。

  警方收到消息后，立刻成立调查小组，一定要将此事调查清楚，捉住偷黄金的贼。

  经过调查，警方确认这是一起内部员工监守自盗的恶性案件，凶手就在工厂里面。

  面对警方的询问，他镇定自若开口说：“下班后我先回家了一趟，6点左右来厂里洗了个澡，洗完就去附近的歌舞团跳舞了，10点多才回家。”

  警方根据他的证词走访调查，发现他说的确实是真的，好几个人确实在澡堂里看到了他，还跟他打了招呼，歌舞厅也有人给他作证。

  就这样，每个时间段都有人给关庆昌作证，他轻而易举就洗清了自己身上的嫌疑。

  后来，警方在案发现场附近发现了一个鞋印，断定应该就是凶手的，通过对木箱上开口的分析，凶器应该是个羊角锤。

  关庆昌得知这一些信息后，表面上若无其事，心里却早已掀起了惊涛骇浪，一定不可以被警方抓到，他必须再想办法洗清身上的嫌疑。

  回到家后，关庆昌立刻将脚上的鞋换下了交给黄淑珍：“快，赶紧换个鞋底，但不能被看出来换过。”

  然后他就带着凶器羊角锤急匆匆地离开家，来到一处很少有人来的荒废学校后，将凶器丢在了这里。

  第二天，关庆昌穿着换过鞋底的鞋子来到厂里，不但成功洗清了嫌疑，还被选为协助破案的干部之一。

  这起黄金失窃案最终传到了周总理和的耳朵里，由于一直抓不到凶手，厂里直接设置了一个100号专案组，除了调查失窃的黄金外，还要监督厂里的员工，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的案件。

  关庆昌把黄金放在了厨房的烟道里，但当时的条件不好，一般都是两家人共用一个厨房。

  而关庆昌又跟邻居家关系不好，他担心邻居做饭时会发现，就又把黄金拿了出来，垫在炕柜底下。

  关庆昌的父亲察觉到自己儿子和儿媳的反常，关庆昌索性把偷黄金的事跟老爷子全盘托出了。

  这可把老头给吓坏了，整日坐在炕头上唉声叹气，担心事情万一败露，儿子一家就得进去了。

  老头年轻时经常跟关庆昌讲他爷爷年轻时候的事，讲他爷爷胆子是怎么怎么大，是怎么从一个穷汉子，投机倒把翻身成老板的。

  让老头没想到的是，儿子竟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胆子比他爷爷还大，竟然敢偷公家的金子。

  原本身体硬朗的老头，一年不到就去世了，关庆昌知道，父亲这是忧思过度，忧郁而终的，但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只能想办法藏好黄金不被人发现。

  经过造币厂冶炼的黄金纯度极高，与市面上流通的黄金很有明显的区别，关庆昌便想将他们熔了，最好再混上点其他的杂质。

  他刚买完工具，他的那位邻居就起了疑心：“神神秘秘地带回来的大包小包，肯定有鬼。”

  然而，当时有关部门没有重视邻居的举报，觉得这不过是邻里之间的纠纷罢了，便和稀泥让两家和好了。

  并且他担心邻居以后再举报他，他决定放弃“两水两气”的楼房，搬到一个条件极差的平房里。

  搬到平房里他依旧觉得不安全，把院墙垒得极高，从外面看不到一点院内的情况。

  这还不够，关庆昌又在不大的院子里栽了一棵树，无论家里有没有人，大门从未打开过。

  周围的邻居自从他们搬来后，也从未进过他们的院子，关庆昌夫妇也从不跟其他人交往，甚至勒令孩子们不允许到处跑着玩。

  就连关庆昌儿子结婚办婚礼，他们除了关家人谁都不请，把新媳妇接来以后，就悄悄在院子里举办了婚礼。导致了儿子对他们越来越疏远。

  关庆昌仍旧不死心，想方设法地降低金子的纯度，他把两块黄金分成了9块，拿出其中一块和之前黄淑珍偷得一些零碎金子和银子一起熔化。

  可惜由于温度太低，钢化成金水很快就又凝固了，变成了一个方不方圆不圆的金坨子。

  1979年8月20日，关庆昌谎称要给从越南回来的朋友熔化黄金，并且还说：“已经请示过厂长了，放心熔吧。”

  就这样，关庆昌给偷来的黄金换了个造型。然后把黄金放在一个小坛子里，埋在了自家仓库地下，但他仍旧不放心，每天都要来看一遍。

  1980年，国家提高了金银的收购价格，关庆昌的心思又开始活络起来了，他大致估算了一下，那些黄金大概能卖36万！

  关庆昌又命令黄淑珍去银行观察一下金银收购的情况，在得知买卖金银不需要任何身份证件后，他激动地说：“发财了发财了！”

  1980年4月15日，关庆昌将熔炼过的黄金分成两半，让黄淑珍带着其中的一块去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中华路营业部换成现金。

  民间流通的黄金有很多的杂质，这些黄金的纯度太高了，一看就是经过工业熔炼的，并且还有切割的痕迹。

  于是，银行柜员想办法稳住黄淑珍：“这块金子价值2.3万元，这么多现金您拿着也不安全，不如直接存在银行里吧。”

  当她准备离开时，银行的保卫干事热情地邀请她去办公室喝茶：“您可是我们银行的大客户啊，来办公室喝杯水休息一下吧。”

  工商银行管理局的管理员夏玉环也趁机想摸清她的家庭住址：“您住哪啊，等会我们安排专车给您送回家。”

  当天晚上，警方抓获了在家喝酒庆祝的关庆昌，并在地下找到了剩下的全部黄金。

  即使被切割过，但依稀能看到上面残留的编号，的确是19年前沈阳造币厂丢失的黄金。

  由于在狱中表现良好，关庆昌争取到了减刑的机会，出狱后为生存推着小推车走街串巷的买牛奶。后来年纪大了行动不便，只能依靠儿子的救济生活。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关庆昌因为那800两黄金，父亲忧郁而终，儿子与他离了心，自己与妻子锒铛入狱，一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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